皮肤，由于暴露于外界，发生病变容易观察，同时皮肤有广大的面积与自然界接触，在生活与劳动的过程中极易遭受外界各种损害，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已知保护皮肤和头发。

　　祖国医学─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积累总结，对于我国民族的生息繁衍有巨大贡献。中医皮肤病学和中医的其它临床科学，同样地是我国宝贵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中医的皮肤学历来隶属于外科学的范畴。早在纪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中即有“疥”“　”（头疮）的记载。《周礼》约在公元前1122年左右记有：“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　首疾，夏时有痒疥疾……”（无宫冢宰下），又“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礼记》月令），有一定的认识。《周礼》还记有：“医分四科，即疾医、疡医、食医、兽医”，“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医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疡医设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　、杀之齐”。按：疡医即外科（包括皮肤科）祝药即敷药，　系刮去脓血，杀则为蚀去腐肉，齐即药剂。据此，则当时已有专科医师应用药物及手术治疗（包括皮肤病），并非全持丞祝。而包括皮肤病在内的外科医（疡医）且为四大专科之一。应当特别指出的，即在当时已知用砒、汞等剂治疗皮肤病，如《周礼》记有“凡疮疡以五毒攻之”汉郑玄注：五毒即以石、胆沙、雄黄、矾石等，烧炼升汞，制为药物，此当为世界上最早应用砒、汞治疗皮肤病与外科病者。我国最古的博物志《山海经》曾记有各种皮肤病如痈、疽、疣、痤、疥、腋臭等及相应的治疗药物。《庄子》书中记有“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约者，世世以　　洗为事”，龟手即手皲裂，这说明当时已有治疗手皲裂的良药。根据以上资料，足以证明远在千余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对一些皮肤病即已有相当认识。

　　秦汉以后，我国整个医学理论，基本已系统化，对于疾病的原因，已有较完备的系统理论，对于皮肤病的病因方面亦有许多正确认识。如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内经》一书各篇章中有关皮肤及皮肤病的记述甚多，其中提到的皮肤病如痤、　、　、脱发、疱疮、大风、痒疹、疽、口糜丹（丹毒）、手拆（手皲裂）、黑斑（疵痤）、瓜恶、鼠瘘、冻疮（瘃）等近三十种。《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曾论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四七筋骨坚，发长极。五七阴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存。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五七肾气衰竭，上发须颁白，发堕齿槁也……六八阳气衰竭，上发须颁白，八八则齿发去”。指出毛发与机体，脏器功能盛衰的关系。书中还记述“劳中当风寒，薄如　，郁乃痤”“岁木不及后，则炎署流火，病寒热，疮疡、　疹、痈、痤”，“汗出见湿，乃生痤　”，“营气不从，逆子肉里，乃生痈肿”。则说明外界风寒气温以及内部失调均可致皮肤疾患，这是符合机体统一性，机体内部与外界环境统一性的理论的，也说明当时我国人民已能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实践，这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

　　《内经》中对于麻风病的病理，症状及疗法已有较确切记载，如“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坠，名曰大风，刺肌肉如故，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内经》长刺节篇）“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其肌肉愤　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疠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这里的“大风”、“疠风”从其所描述的症状和现代医学的麻风病症状相符，由此可见，当时对麻风病已有确切的认识，尤其是用刺法可使须眉重生，则当时对于麻风病的某些症状已有独特的疗法。又内经痈疽篇：“陈砭之涂以豚膏”，豚膏即猪脂，这即是应用豚脂作外用疗法的开始。此外，《素问》中并记有疮疡、腐肿（浮肿）、口糜（口角糜烂）、皮槁（皮肤萎缩）、毛拔（秃须）、爪枯（甲病）、鼠瘘（皮肤腺病）等皮肤病名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载的皮肤病，就有体臭、皮肤疮疡、白瘢风、麻风、肛门瘙痒、疥、癣、生漆皮炎、冻疮及各种昆虫咬伤等十七种，并有多种治疗皮肤病处方。武威出土的汉简，其中十二杖医简号及36号简牍中记有疡、冻伤、烧伤、烫伤、阴囊瘙痒、麻风等皮肤病。由此可证，当时祖国医学对一些皮肤病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治疗方面也由单味药物发展为多种药物的复方。

　　我国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其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有黄连粉治疗浸淫疮（可能是脓疱疮或湿疹），现已经临床证实其疗效。

　　隋唐五代是我国医学成就的辉煌时代，此时期的医学名著，有晋·葛洪的《肘后方》，《刘涓子鬼遗方》，隋·巢元方的《诸病源侯总论》，孙思邈的《千金方》等。《肘后方》中叙述的皮肤病达四十余种，其中所述的“沙虱毒”是世界医学史最早对恙虫病的认识和报道。书中还记有类似皮肤炭疽病和血吸虫尾蚴皮炎的感染和症状。《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最早的外科专著，其中记载的皮肤病有20余种，他首先指出以局部有无波动作为疮疡的辨脓指征，还叙述脓肿的引流法。巢元方的《诸病源侯论》是祖国医学中一部病理学、病理生理学的专著。全书五十卷有十五卷涉及皮肤病或专论皮肤病，列述了成人皮肤病100余种，小儿皮肤病40余种。书中对于多种皮肤病的病理、症状和疗法等等，均有详细的论述。对于许多皮肤病的病因也有正确的认识，如对某些皮肤病已认为系由寄生虫或已推测由微生物所传染，例如对于疥即认为是疥虫所致，指出“湿疥者、疮皮薄，常有汁出，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尖挑得，状如水，内　虫”。已观察疥螨的存在。书中对于麻风病的记载，尤为周详，对麻风病因提出了“毒虫”之说，则较过去认为系“风”所致之说是一大发展。此外，麻风病的对临床症状、病因、发病机制、愈后等均有详细的记述，对于各种不同类型麻风病的愈后也进行了讨论。又如对生漆皮炎（漆疮）提出“人有秉性畏漆者，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这和现代皮肤病学认为生漆皮炎是对于生漆中漆酚过敏，可以脱敏的看法相符合。其他如对荨麻疹（隐疹、风　　）、各型脱发的分型等记述亦均符合临床表现，这说明巢氏是通过临床实践的经验总结，而非臆测。巢氏的著作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叶，此时对于皮肤病已有如此的精确的论述，而欧州此时则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科学文化相当落后，两相对比，足以说明我国古代医学是处于世界医学的前列。公元七世纪中叶，唐代卓越的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千金方》一书中，对于各种皮肤病理、症状、好发部位及治疗均有论述。书中记有对于皮肤科应用的粉剂、软膏及油膏的调制法，例如对疥及其他一些皮肤病的治疗，用硫磺或汞剂以豚脂、蜡或蜂蜜调为软膏涂搽，此与近代所用的汞软膏、硫磺软膏基本相同。孙思邈曾“手愈大风百余人”，故在《千金方》中对于麻风临床方面有许多论述（见《千金方》“恶疾大风”）。该书中还叙述了有关灭瘢、悦面方，澡豆方以及一些面脂、面膏、面粉等护肤和皮肤美容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孙思邈善于从朝野收集验方，并从少数民族及外国学者吸收经验，极大的丰富祖国医学中皮肤病学的内容。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收录了盛唐以前近七十家的方书，使已佚失的医学文献中有关皮肤病学方面的大量资料，赖以保存流传。该书中有各种外治法，如泥疗、蜡疗、冷冻、拔甲以及沐头、生发、祛污、护肤及皮肤美容的方剂、疗法等。

　　宋、元、明、清诸代的医学更有长足发展，其中有不少宝贵成就，宋代曾编印了许多医籍，又开展了正式的医学教育，因此临床医学十分发达，宋代著名医籍《太平圣惠方》中对于皮肤病及其治疗记述甚多，其卷91则更详述小儿的各种皮肤病。元代以蒙古奴隶主贵族统治中国，由于其残暴统治，给中国社会生产与文化以极大的摧残，激起全国人民到处反抗，年年战乱，处处饥馑，疾病丛生，疫疠流行，医药不仅为人民所迫切需要，亦为统治者所必需，因此，医药方面得以发展，在内科方面，金元四大家的杰出成就，在祖国医学上作出创造性发展，在外科方面，如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则不仅叙述了皮肤外科病如丹毒、结核性溃疡、疮肿、疖、痈、疽等病的诊断与鉴别，并详细而正确的叙述了用“溻渍”治疗疮肿的方法，与近代的罨包疗法完全相同。其最可贵者，系提出外科病不能专看外表，亦应注意病人的全身状况，不能专攻外治。对于保护性医疗尤有精辟的见解。如该书“论将护忌慎法”一章中指出：“要在病人自克，不可恙怒悲忧，叫呼忿恨，骄姿情性，信任口腹，驰骋劳役。惟宜清静恬淡，耐烦为宜，于患人左右止息烦杂，切忌打击器物，诸恶声言，论辩是非，咒骂斗殴……鸡犬乳儿，家畜禽兽，并须远离，设或亲友重意向疾者，可以预嘱徐行低声，疑曲伺候，礼毕躬退，勿会嗟呀惊怪……牵引情怀，但恐病中心情悲怆，……不可久望多言，劳倦病人。……侍患者宜须寿近中年，情性沉厚，谨慎耐烦，……勿令在病人左右弹指咨嗟，掩泪窃言……调节饮食”。此种正确而可贵的见解，即在今日，亦应为每一临床医护工作者所应切实遵守。

　　明代医籍中除杰出的医药学者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对于皮肤病治疗药物有极其丰富的记载外，有不少的外科专书，对皮肤病及性病均有详尽的记述，其中主要者有薛己的《外科发挥》、《疠疡机要》、《外科枢要》；徐春甫的《古今医统》；申拱宸的《外科启玄》；王肯堂的《外科准绳》；陈实功的《外科正宗》等。其中《古今医统》及《外科准绳》二书中有专卷记述皮肤病，而《外科正宗》一书中所述各病，几乎全部为皮肤病及性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明代的医学家对于梅毒及麻风病有极其重大贡献。16世纪，韩懋所著的《韩氏医通》中有《杨梅疮论治疗》一卷，其中有“近时霉疮亦以霞天膏入防风通圣散治愈”的记载。明代中叶外科学家薛己，在其所著的《外科心法》卷5、6及其所著之《外科发挥》卷6中，详述梅毒症状，附有病历及应用轻粉、土茯苓治疗梅毒的记述，并记有汞剂的薰治及涂擦诸法。与此同时，外科学家汪机所著《石山医案》及《外科理例》中亦记有杨梅疮五例的详细病例、症状及其疗法，并述及汞中毒及梅毒的传染来源。此外如俞弃的《续医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均溯本追源的证明在16世纪以前，我国并无梅毒，自16世纪初，梅毒始首见于广东等海滨地区，由此渐及于国内各地，而汞剂及土茯苓及汞梅亦毒开始于此际。按欧州应用土茯苓及汞剂治疗梅毒亦开始于16世纪，据此，可证明当时我国医学并不落后于欧州。祖国医学中第一部梅毒专著──陈司成的《霉疮秘录》亦成自明代（1632年），本书不仅为祖国医学中第一部叙述梅毒最完善的专书，亦为世界医籍中最早的梅毒专著之一。陈氏在本书中总结并丰富了前人的经验，书中共报告29例梅毒病案。对梅毒的传染、发病及治疗均有可贵的见解与经验。在梅毒传染方面，陈氏肯定了性交传染与非性交传染及梅毒的遗传性。在发病学方面，指出了梅毒在人体传播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对先天梅毒症状也有较详细的措施的描写。在梅毒治疗方面，他倡用“生生乳”，并强调汞剂的毒性，反对用生砒及汞剂，强调不彻底治疗的危害性，指出隔离的重要意义。根据书中的病案报告，其所用方剂的疗效，实远架同时期欧州所用的汞剂疗法之上。其钻研的精神与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治疗方案的创造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明代的医籍如龚延贤的《万疡回春》，李梃的《医学入门》以及《外科启玄》、《外科正宗》等书对于梅毒的症状、治疗亦均有详细记述。

　　在麻风病方面，明代以前，虽散见于各书，但尚乏麻风病专著。祖国医学中第一部麻风病学专书，为明代沈之问的《解围元薮》。稍后，薛己的《疠疡机要》亦相继问世。沈氏积累三世经验而成此书，书中详细论述了麻风病分类、症状及其发病机制，附方249个。对于治疗方面，具体周详，有独特见解，例如强调辩证施治以及戒淫欲，绝女色的重要性。并批判了当时医学家对于麻风的不适当疗法。沈氏之父精于大枫子的制法，故作者秉承家学，强调大枫子制法对疗效方面的影响。薛己的《疠疬疡要》所裁大都为作者实践验案，沈、薛二书为研究祖国医学中麻风病学的必备参考书。

　　清代医籍，最为浩瀚，有皮肤病方面的重要著述，当首推《医宗金鉴》的《外科心法》卷与颜世澄的《疡医大全》。二者均出版于清乾隆年间，书中对皮肤病的记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叙述亦较系统详尽，治疗方面尤多实践良方，为吾人研究祖国医学中皮肤病学的良好参考书之一。此外，肖晓亭的《疯门全书》即《疠疾辑要》与《疠疾备机要》为祖国医学中继沈之问的《解围元薮》及薛己的《疠疡机要》后的麻风病学专著。本书对麻风病的病因及治法，有详细论述。作者强调了麻风病的传染性，认为“疥癣尚可传染，何况麻疯（风）乎？”。

　　祖国医学中有关皮肤病的文献浩如烟海，以上所述仅择其要者而言。目前流传的中医书籍中所记的皮肤病，约有200余种。不仅内容丰富，观察认识相当慎密，而且对于病原、病因及治疗方面亦有正确独到的见解。中医认为皮肤病的发生和人体内在、外在的各种因素有关。同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方可发挥作用，所谓必须“内有湿热、湿气，然后外受气邪”方可生发皮肤病。在治疗方面具有全身概念，重视病人的精神、生活环境与饮食起居，应用各种方法恢复病人的生理功能，增强机体抗病能力，不仅注意外用药物，且同时注意内服药，而且特别重视皮肤病的护理。在用药方面则强调“辩证施治”，随症用药，所有这些，在祖国医学文献中。随处皆可看到。所谓“三分药物，七分休养”是祖国医学在治疗上的著名格言，所谓休养应包括饮食、生活起居、精神、护理等一切在内。祖国医学特别是外科病与皮肤病的治疗方面特别强调各种疾病的饮食禁忌（忌口）。这种机体统一保护医疗的思想，是我国皮肤病工作者应当积极学习和认真实行的。

　　此外，中医皮肤病的治疗，无论药物或制剂方面也都极其丰富多样的。在制剂方面，除目前西医皮肤科所用的软膏、粉剂、湿敷、酊剂、洗剂、油膏、硬膏、泥膏、蜡疗等，中医均有与其基本相同的制剂外，中医并有其特有疗法如针灸，薰药、薰洗等治法，现均已证明其有良好的疗效。